国际能源形势受到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动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影响，不断呈现出新的特点与变化，给不同国家以及某个国家内的各种能源供需主体，都带来了新机遇与挑战。任何一个国家，单靠自身力量来解决重大能源议题都是困难的，必须通过国际能源合作，推进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保障各国的能源利益。中国要建立稳定、有效、可持续的能源供应体系，就必须实施国际能源合作战略，实现多方共赢。在战略上应从多层次的国际能源合作对象、多渠道的国际能源合作方式、多元化的国际能源合作形式、多领域的国际能源合作内容、多任务的国际能源合作进程五大方面深入推进国际能源合作。要处理好“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与当前主流全球能源治理的冲突与合作；通过提高中资企业自身的国际政治与社会风险防范能力，增强中国在国际能源治理领域的软实力；强化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能源治理领域政策性沟通；加强与国际能源署的合作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经济总量和规模不断扩大，中国的能源需求持续增长，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能源生产、消费和贸易大国。这个宏观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背景，决定了中国既有自身发展决定的需求,也有外部世界的要求和期盼，会在国际能源治理领域发挥更重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全球的资源和工业产品链、服务链不断延伸，经济相互依存和其他方面的全球化也在推进，伴随全球化过程的能源格局包括经济格局和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球都在追求能源市场波动的可控以及能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总体目标相同但利益主体众多，利益追求的过程充满矛盾。国际能源形势受到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动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影响，不断呈现出新的特点与变化，对不同国家以及一个国家内的各种能源供需主体，都带来了新机遇与挑战。
任何一个国家，单靠自身力量来解决重大能源议题都很困难。如何通过国际能源合作，推进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保障各国的能源利益，已成为新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重大课题。中国如何构建国际能源合作战略、如何更好地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已不仅事关中国自身的发展，更事关全球的未来。
1全球能源治理的国际大环境
在国外，特别是对能源消费大国而言，历史上的两大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催生了最原始意义上的寻求国际合作动力，以求能实现能源为尽可能多的国家的经济发展需求所用。能源治理所不得不面对的基本矛盾是：化石能源由地质条件决定其物质存量与能源开发利用的政策条件又受国家主权管辖；资源需求方所追求的开放流动性与资源拥有方所追求的流动和流向限制性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梳理近１００年的全球能源治理追求，有利于我们摸索未来能源治理的可能路径。
英国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能够胜出，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英国海军从以煤为燃料改成以石油作动力资源，尽管英国海军不再依赖安全可靠的英国威尔士煤，而要依靠遥远的不可靠的波斯石油。同时，英国政府向私营的英波石油公司注资，掌握了５１％的股权（控制权）。这样以石油作燃料的英国海军就能获得更快的速度和更节省的人力，实现“海军优势建立在石油之上”的战略成为可能。能源为军事建设服务,举国家之力保障液体能源（石油）的进口渠道，成为英国等发达国家追求能源安全的标准政策选项。
在化石能源的输出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国家从万隆会议（１９５５年）开始，追求石油等资源的国有化，１９６０年中东石油出口国结成石油输出联盟（ＯＰＥＣ）。１９７３年１０月，中东爆发战争，ＯＰＥＣ为了打击以色列及支持它的美国，宣布石油禁运，暂停出口石油到这些国家，导致油价大幅上涨，由每桶不到３美元涨到超过１３美元。这是当代世界“能源危机”定性的起源：进口侧与需求侧之间围绕石油使用的政治（外交）条件和定价展开了结构性竞争。１９７５年，为对抗欧佩克而设置的国际能源署（ＩＥＡ）正式成立。
这两大事件所诱导出的进口依赖国通过国际合作所追求的“能源治理”目标：其一，赋予石油军事层面上的战略意义；其二，在中东地区展开地缘政治竞赛和竞争；其三，像一战期间的英国那样，缺油（进口国）政府影响乃至控制私营企业的石油生产和贸易；其四，辅之以海军和其他军事力量的部署和使用，保障石油源源不断地从产出地流向消费地。
在能源消费侧，部分因为１９７３年的石油危机，也因为工业发展需求催生新燃料、新能源的市场运用，更因为在进口国政府和社会间形成了降低石油依赖度的广泛共识，从加快投资天然气的商业利用开始,其他形式的能源应用获得支持，以免重蹈覆辙。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石油在世界能源消耗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尽管石油在全球能源消费中所占比重依然最高。石油在全球发电量所占比重（对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而言，在社会层面，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也不断下降。在住宅和商业应用中，石油的市场占有率也呈下降趋势。
在生产方面，ＯＰＥＣ １９７２年的石油产量占全球石油产量的５２％，石油价格暴跌后，这一数字跌至１９８５年２８％的水平，虽然之后一度回升到４３％，但还是低于禁运前的数字。数十年来，石油的全球消费总量其实不断上升，但市场占有率却下降。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中东以外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的生产获得了广泛的支持，除油气以外的燃料的消费总量上升得更快。
还是在能源消费侧，除了政府组织和支持（石油企业和民间投资）大幅度建设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外，能源产业的发展方向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发生了重大改变。以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为代表，西方国家政府推崇“自由主义”经济理念，通过私有化等手段，将政府在国家层面的能源政策作用从直接管理变成了宏观调控。特别是电力产业的私有化，扩大了发电用能源的来源，降低了整体电力行业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能源政策改革，特别是在天然气领域，为在２０年后的美国“页岩气革命”获得成功打下了基础。
也就是说，在２０世纪末，由主要西方能源消费国主导而建立的国际能源治理机构和机制，其追求的治理目标也变得多元化。８０年代的能源治理核心手段是应急机制协调。那么，经过十多年的努力，ＩＥＡ基本实现了以下两大目标：一是动员尽可能多的国家建立起石油战略储备；二是建设供应短缺应对的协调统一行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