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中国的核电机组与切尔诺贝利事故机组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该技术路线在当今全球核电业应用最广，无论安全记录还是经济效益都已得到充分验证
?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中俄双方签署逾200亿元核电大单，引起业内外广泛关注。一种观点认为，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曾发生人类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核事故，说明俄罗斯核电技术不行。俄“虽然有能力建核电站，但是这个国家没什么技术也没什么高端的工业，进口俄罗斯核电会坑了中国老百姓”。该观点一出，应者云集，广为流传。
事实真是如此吗？
VVER机组安全记录和经济效益双优
6月8日，中核集团宣布与俄罗斯原子能公司（下称俄原能）签署三个框架合同，将在田湾和徐大堡合作建设四台VVER-1200型机组，以及在中国示范快堆项目中开展设备供货和技术服务合作。合同金额超过200亿元，是迄今为止中俄最大的核能合作项目。
VVER全称水-水高能反应堆（Water-WaterEnergetic Reactor，V是俄文读音），是目前核电业应用最广的轻水压水反应堆技术，该技术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是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是人类民用核能史上最严重的事故，给所在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中国从政府到民间也都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故发生。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在该电站的4号机组上，在一次计划停堆检修前，拟定在8号汽轮机组进行一项实验，然而在实验过程中由于一系列的违规操作和偏离实验计划的操作，最终导致4号机组发生两次爆炸，释放大量放射性物质。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事故后组成了国际核能安全咨询小组（INSAG），在1986年和1992年分别发表了两份调查报告，指出事故的发生既有人为原因、也有技术设计缺陷。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三起核事故，都包含了人因因素在其中，或是操作违规，或是监管机构不够独立透明，或是缺乏及时的经验反馈，核电站的运营安全从来不是单一的设计问题，而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
INSAG的报告认为，切尔诺贝利电站运行缺乏有效的经验反馈， 其设计、工程、制造、施工、运营和监管各方之间缺乏有效沟通，这些缺陷加上一系列权责不明，是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的关键因素。
报告认为，此前三里岛核事故的教训并没有引起前苏联的重视，具体来说包括：运行经验进行系统评估的重要性，需要提高包括操作员训练水平在内的现场技术和管理能力，以及人机交互界面的重要性。
而技术本身也有原因，反应堆本身的物理特性、控制单元特殊的设计特征也导致了事故最终发生。
在技术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类型为RBMK反应堆，即石墨慢化压力管沸水型反应堆。这种反应堆中，石墨是中子慢化剂，沸腾的水为一回路和燃料冷却剂。事故发生后，前苏联已经停止了这种堆型的研发。
而此次出口到中国的VVER反应堆技术，则是当前应用最广的轻水压水反应堆技术，用普通轻水做中子慢化剂，高压的水作为核燃料冷却剂。
因此，发生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核电站反应堆技术，与此次出口的反应堆技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反应堆技术，二者并无技术上的传承。
而俄罗斯在VVER技术上的开发历史已经超过50年，第一个VVER机组投运于1964年，型号为VVER-210，至今，俄罗斯已经在全球建造了67个VVER反应堆，其中包括在中国田湾的4个VVER反应堆，其技术型号为VVER-1000/V-428（AES-91）。目前，采用VVER技术的田湾1、2号开工于1999年，已经于2007年开始投入运行，而田湾3、号机组还处于在建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其较高的发电功率和良好的运行，田湾核电站投产以来一直是中核集团旗下经营业绩最好的电站之一。此外，田湾2号机组在2017年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WANO）综合指数为100分，在世界VVER核电机组中排名第一。
此次计划出口中国的反应堆堆型为VVER-1200，是俄罗斯VVER技术序列最新的反应堆技术，俄原能称其满足国际三代加安全标准。采用同类型技术的参考电站——列宁格勒核电站二期1号机组已经投运。在俄罗斯，已经有采用该技术的3个电站、6台机组先后开工。
核电出口从来不是单纯的生意
俄罗斯无疑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核电出口国家。
在前苏联时期，俄罗斯向东欧、南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及芬兰出口了大约30台VVER反应堆。而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依然保持着强劲的核电出口能力。
据世界核协会统计，截止目前，在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出口的核电站中已经有8台机组投运，分布在乌克兰、伊朗、印度、中国4个国家；有6台机组在建，分布在中国、白俄罗斯、印度、孟加拉和土耳其5个国家。此外，不包括此次新签署的中国四台VVER机组，俄罗斯已有9台海外出口机组签署了合同，16台机组拿到了订单，还有最多24台机组处于意向阶段。
这是一份令所有核电大国都心生羡慕的成绩单。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俄原能的核电出口成绩要远远超过美国、法国两大传统核电大国。
俄原能自己披露的数据显示，ROSATOM在世界海外核电建设中居于第一位，目前共有42个核电站机组处于实施阶段: 其中俄罗斯及海外分别有6个和33个核反应堆。
当然，作为高端制造业的代表作，核电的出口，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商业考量，它离不开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博弈。纵观俄罗斯核电出口的业绩，在前苏联时代，是以东欧、南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主，在后苏联时代，如印度、土耳其，乃至中国、伊朗等国都与其是友好关系。
中国的核电出口同样如此，迄今为止中国真正实现出口落地的国家是巴基斯坦，中核研发的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也已经在巴基斯坦开工建设，而巴基斯坦是与中国最为友好的国家之一。中广核的华龙一号计划出口英国，其投资协议正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英国期间签署，两国外交关系正处在“黄金时代”。
此外，核电的出口也往往不仅仅与核电有关，而是会牵扯到两国的其他贸易。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俄罗斯出口田湾一期时，由于俄罗斯国内制造业不景气，没有能力提供贷款，中方付款是采用易货贸易形式，中方以轻工业品、服装、鞋帽、箱包、家用电器等来偿还货款。此后，俄罗斯经济复苏，希望停止易货贸易，而中方当时正在与俄方谈判原油管道协议，因此中方提出如果可以建石油管道，可以改为支付美元现汇，不过最终因俄方内部意见不统一而未能谈成。
不过，本国产业、技术的发展是出口时寻求外交助力的基础。若没有扎实、领先的核电技术，俄罗斯也无法将其作为国家间博弈的筹码。事实上，不仅在常规民用核电站的出口上领先，在新兴的核电技术研发上，俄罗斯也不落下风：世界功率最大的快中子反应堆BN 800 于2016年在别洛亚尔斯克核电站内投入电网，今年4月，全球首个海上浮动核电站罗蒙诺索夫院士号出海，此外，俄原能还拥有世界上唯一的核动力破冰舰队，
对于中国核电而言，目前中核、中广核、国家电投三强鼎立的产业格局已经形成，作为80年代才开始发展民用核能的追赶者，在先后吸收法国、美国核电技术的基础上，中国发展出了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和CAP1400，迈出了参与全球竞争从无到有的第一步，并且也已经在巴基斯坦积累了海外建设经验。而未来要想在充分竞争的国际市场中扩大战绩，企业自身的技术积累与政府的外交助力互为表里，缺一不可。
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果被人为夸大
迄今为止，人类民用核能发展史上有三次重大的核事故：1979年发生在美国的三里岛核事故，1986年发生在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2011年发生在福岛的福岛核事故。毫无疑问，切尔诺贝利事故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最严重的核事故，不过事故的真实后果被许多人人为夸大了，因而加深民众了对核电站的恐惧。
世界卫生组织曾在2003年至2005年召集了一系列专家会议审评与该事故相关的健康影响的所有科学证据，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20年后，形成了一份世卫组织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健康影响和特殊卫生保健规划”的报告，对其造成的健康影响进行了权威的总结。
首先在事故导致的死亡率方面，根据联合国核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2000年的报告，134名事故清理者接受的辐射剂量很高，足以诊断患有急性放射病。他们当中28人1986年死于急性放射病。其他清理者后来死亡，但死因不一定就是因暴露于辐射。
长期来看，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的报告表示，受影响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在2006年之前15年的平均寿命显著缩短，但并非因为辐射，而是过度使用酒精和烟草以及卫生保健减少造成的，这大大增加了查明辐射对癌症死亡率影响的难度。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小组认为，在暴露程度最高的三组人群(24万名清理者；11.6万名被疏散者和27万名严格控制地区的居民)中可能还会有多达4000人在生命过程中死于癌症。由于这三组人群中可能最终死于癌症的人数超过12万人，所以源自暴露于辐射的癌症死亡增加人数比由各种原因导致的正常癌症发病率高3-4%。
而三国具备放射性铯沉淀物地区的500万居民的癌症死亡推测远不够确定，因为他们受到的辐射剂量只略微高于自然环境中的辐射量。三国之外的欧洲地区，这些人群遭受的平均辐射剂量远远更低，所以估计癌症死亡人数相对增加的幅度要小得多。
在致癌率方面，甲状腺癌发病率上升， 发生事故的当年是婴儿和青少年并居住在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受污染最严重地区的人们中间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大幅度上升。这是由于在事故发生后的最初几天中切尔诺贝利反应堆释放出大量的放射性碘。在事故发生时年龄在18岁以下的儿童中迄今诊断出近5000例甲状腺癌。不过幸运的是，即便是对患有晚期肿瘤的儿童，治疗也非常有效，年青患者的一般愈后良好。
但除了甲状腺癌之外，世卫组织专家小组的审查还显示，除甲状腺癌外，没有证据表明癌症风险的增加可明确归因于切尔诺贝利的辐射。
因此，上述权威机构的调查表明，事故造成的影响，远非质疑文章中所说的27万人因切尔诺贝利事故患上癌症，9.3万人死亡。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事故后电站附近居民被疏散，电站周围隔离区内由于缺少人类活动影响，生态环境得以恢复，英国普利茅斯大学201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当地野生动物数量远远多过核事故之前，与未污染自然保护区动物总数大抵相当。
